在圣保罗的犹太会堂外，一名抗议者高举“记忆不可贩卖”的标语牌；同一时间，里约热内卢的巴勒斯坦社区里，人们分发明信片庆祝“外交胜利”。
这两幕撕裂的街头场景，正是2025年7月巴西退出“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”（IHRA）引发的现实回响。
7月28日，巴西外交部悄然向IHRA柏林总部发出一封外交信函，宣布因“法律限制无法缴纳费用”正式退出该组织。
信中援引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员的意见，直指“犹太人大屠杀纪念不应为当前加沙战争背书”，将纳粹历史与加沙冲突直接关联。
这一动作发生在巴西高调支持南非向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“种族灭绝”的第三天。 双连击般的政治操作，让以色列外交部在24小时内暴怒反击。
以方声明措辞罕见激烈：“巴西在以色列为生存而战时背弃犹太国家，既鲁莽又可耻！ 这是严重的道德败坏！ ”
巴西官方声称退出源于经费问题。 圣保罗州通讯社披露，作为观察员国，巴西每年需缴纳约5万美元会费。 这笔钱对一个年GDP超2万亿美元的国家而言，不过是九牛一毛。
2024年2月，他公开将加沙局势类比纳粹大屠杀，导致以色列宣布其为“不受欢迎的人”，巴西随即召回驻以大使。
此次退出前，巴西更联合南非向国际法院提交84页法律文件，指控以色列违反《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》，文件中甚至引用以国防部长加兰特称加沙居民为“人形动物”的言论。
IHRA成立于1998年，其制定的反犹主义定义被全球广泛采纳，但近年争议陡增。
该定义将“否认犹太民族自决权”列为反犹行为，而以色列政府借此将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言论也纳入“反犹”范畴。
巴勒斯坦阿拉伯联合会（FEPAL）在声明中控诉：IHRA已成为“犹太复国主义工具”，用来“刑事化批评以色列的声音”，掩护对巴勒斯坦人的“种族隔离政策”。
巴西退出信中明确呼应这一立场，强调“反犹主义定义正被政治化利用”。
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主席达尼·达扬（兼任IHRA主席）痛斥巴西“将大屠杀纪念政治化”，称其行为“史无前例地越过红线”。
FEPAL欢呼这是“反殖民主义的胜利”，更揭露IHRA被用于“镇压揭露巴勒斯坦大屠杀的记者”。
在里约热内卢，巴勒斯坦裔社区连夜分发印有“谢谢卢拉”的明信片；圣保罗犹太社区领袖费尔南多·洛滕贝格则警告：“12万在巴犹太人的安全将受威胁”。
巴西退群的时间点耐人寻味，恰逢国际法院推迟南非诉以色列种族灭绝案判决之际。 此案原定本月审理，但法院突然批准以色列延期六个月提交答辩，最终裁决恐拖至2027年底。
南非法律团队当庭抗议：“加沙每延迟一天就有数十人饿死！ ”联合国报告显示，已有113名巴勒斯坦人（含81名儿童）死于饥荒。
巴西此时退出IHRA，被国际观察家解读为“向司法僵局施压的政治姿态”，既然西方主导的记忆政治被工具化，不如彻底重塑游戏规则。
IHRA的35个成员国中，12个是拉美国家。 作为地区最大经济体，巴西的退出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。 玻利维亚、哥伦比亚已公开支持南非起诉以色列，阿根廷总统米莱更从“反华急先锋”转向务实合作派。
这场风波撕开了西方话语霸权的裂缝。 在卢拉政府“向东看”战略下，巴西正以金砖国家为支点，联合中国、南非等推动“全球南方”新秩序。
尽管可能影响与以色列32亿美元的年贸易额（主要涉及牛肉出口），但政治收益显然被评估为更高。
当IHRA领导层紧急致函巴西外长要求“澄清立场”，巴西外交部至今保持沉默。 柏林总部墙上悬挂的35国国旗中，巴西的绿色旗帜正在悄然褪色，而这场关于历史与正义的战争，才刚刚打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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