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大哥饶漱石
饶玉莲口述,景玉川整理。
饶漱石,我的同父异母之兄,年纪比我长整整二十八载。他投身革命之际,我尚未降临人世。自1928年大哥离家后,便杳无音信,因此在我幼年时,父亲未曾向我提起过他。直至1946年,国共两党在谈判之际,我的父亲,当时在南昌一中授课,偶然于校图书室中一份画报上,瞥见了关于北平军调部国、共、美三方代表会谈的报道。报道中,饶漱石作为共方顾问的照片映入眼帘。
这位顾问的名字恰巧与我的兄长相同,面容上也有几分相似,然而,兄长离家时并未留有胡须,而照片中的饶漱石却佩戴着小胡子。鉴于世间同名同姓者众多,父亲一时之间未能确信这位中共代表团顾问饶漱石,便是他失散多年的儿子,亦即我的兄长。尽管如此,父亲仍旧悄无声息地携带着那幅画报回到了临川的故乡,与几位堂兄堂弟一同展开辨识。众人凝神细观照片,却也不敢断然肯定,均觉得画中之人似是而非,让人难以捉摸。
经一番商议,他们一致决定聘请一位可靠的乡村塾师,委托其代为执笔,致信北平军调部,以防止我父亲的笔迹被国民党当局所辨识。
我家有一位儿子久离家乡,音讯全无,同名者亦称作饶漱石。若非同一人,还请见谅;若确系同一位,恳请根据信中提供的地址回复,以慰家人之心。不久后,北平的回信如期而至,信件送至临川故里,信中署名的正是我那久未谋面的兄长。
他在信中提及,阔别家乡多年,心中始终牵挂着亲人的安好。他曾托人打探家中近况,然而遍寻不得那片故土。父亲与他的堂兄在收到信件后,喜悦之情溢于言表,遂又请那位乡间的教书先生代笔,发出一封书信,倾诉了家乡所遭受的种种困苦。
不久,北平再度寄来一封来信,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家乡困境的理解,并坚信未来必将迎来转机,鼓励我们保持耐心。他还提及自己的住址不固定,恳请我们不要再寄信,以免无法收到……当时,我和姐姐对此事一无所知,只是察觉到那几年父亲总有一卷东西反复藏匿,显得格外神秘。我推测,那可能正是我大哥寄回的家书。
1949年5月,南昌宣告解放,那时我们才得知大哥已身居高位,他已抵达上海,担任第三野战军的政治委员及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。在陈赓将军率部解放南昌之际,他曾莅临我父亲的中学进行访问,并对我说:“多谢您培养了饶政委这位优秀之子。”
自那之后,父亲开始更多地与我们分享关于大哥的故事,提及他怀揣着远大的理想与抱负,成绩优异,尤其在语文和英语方面表现卓越。他处理事务时总能保持冷静,言谈之间逻辑严密,条理清晰。
1949年的金秋时节,我的父亲与大哥的养母——也就是我父亲的弟媳,她在我的母亲于抗战期间不幸病逝后曾抚养过我——一同前往上海,逗留了一段时间。在这期间,饱受肺病折磨多年的父亲进行了身体检查。鉴于江西有新的工作安排在等待着他,父亲并未久留,便先行返回了南昌。原本养母打算多留几日,然而大哥以工作繁忙为由,劝说她尽快返回江西,与我们同住。
在南昌宣告解放之际,我的姐姐饶石莲正就读于大学英语系三年级。深受大哥的敬仰,她毅然将自己的名字更改为饶漱芬。当陈赓将军返回上海时,便将她一同带往那里。姐姐原本期待大哥能为她安排一份理想的工作,然而大哥却决定让她前往“革大”深造。结业后,组织部门有意留她,但鉴于大哥的反对,她与她的男友一同被派往松江参与土地改革工作。土改落下帷幕之后,他们俩一同被委派至无锡纺织学校担任教职,并未被赋予任何官方职务。
我的二哥,饶章泉,于1949年大学毕业后,同样渴望留居于上海,然而大哥却坚持要他返回江西。彼时,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同志曾向家父表达意愿,希望建议将二哥安置在重要岗位。中南局在江西尚隶属于中南局治理时期,父亲提及他的哥哥持不同意见。无奈之下,二哥只得先行入读“八一革大”,并在结业后获得在中学授课的职位,直至他最终选择报名加入志愿军。
自幼便对革命事业抱有热忱的父亲,曾悉心教导邹努、陈赞贤、冯任等众多革命烈士。在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之际,他担任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,并肩负起青年部部长的重任。1927年“八一”南昌起义之际,他作为国民党左翼成员,积极参与了庆祝大会,并坚定地站在了起义的支持者行列之中……
或许因此,建国后,父亲受...凭借信任,他荣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,并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。1955年和1957年,他两次成功当选为江西省人民委员,并担任副省长的职务。
1950年,正值抗美援朝的激战之际,我在父亲的激励下与二哥一同应征入伍。经过数月的严格训练,1951年,我有幸被派遣至北京装甲兵司令部,从事机要事务。次年,1952年,大哥调至中组部任职,抵达北京不久,他便特意前来装甲兵司令部探望我。这是我们兄妹二人自分别以来的首次重逢,然而,我并未感到一丝生疏,反而一见面便感到无比的亲切。
自此,每逢佳节,我便常往大哥府上,与他共度晚餐,或是与他一同漫步街头,观赏电影。虽然那时我已有恋人,却未曾敢于携他同往大哥家,只因姐姐曾带其男友造访,事后却遭到了大哥的责备。我的恋人自尊心极强,若非大哥主动相邀,他断不会自发提出拜访之请(他未曾与饶漱石相识,却因大哥一事而遭受波及)。
1953年,我退役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,专攻石油专业。在求学的日子里,每逢周末,我便会常往大哥家中拜访,与他共度了一段虽短却极为愉快的时光。然而,我发现他那时的身体状况似乎并不理想,精神状态也较为低迷,常常显得疲惫不堪,话语也颇为稀少。尽管如此,他的生活依旧保持着规律,衣着和饮食都极为简朴,他不吸烟,不饮酒,衣物亦无奢华之品,即便是汗衫,也是反复修补再穿。
当前大家生活都比较清苦,能使用自来水笔的人恐怕寥寥无几,你最好和同学们保持步调一致,避免显得与众不同。在我访问苏联期间,我带回了一支类似钢笔的圆珠笔,以此作为对你的纪念。
坦白讲,这支笔实属寻常,不过是一份小小的赠礼罢了。自与大哥在北京相识已近两载,它成了他赠予我唯一的纪念之物。
1954年的寒假,我重返南昌。一日,父亲似乎在询问我,又仿佛是在自语:这段时间里,报纸上怎么没有看到你大哥的消息,难道出了什么事?对于政治,我并无太多了解,因此也无法给父亲一个确切的答复。寒假结束,我重返校园,不久后,学校分配给我一项任务,要求我每周周末前往大哥的家中陪伴他。(当时我并不清楚背后的原因,直至多年之后,我方才推测,或许是当年二月高岗自杀未遂的事件,使得有关部门担心饶漱石也会采取极端行动,因而派我去陪伴他)。
近期,我与大哥的相处时间尤为频繁,他似乎也没有往日那般繁忙。我时常陪他交谈,甚至一同观赏了多场演出。我们的对话内容颇为丰富,既有关于家乡往昔的回忆,也有对父亲在学术研究上不足之处的探讨。每当谈得兴起,他便会不自觉地用双手有节奏地拍击沙发的扶手。他提及,尽管父亲热衷于接纳新知,并积累了大量读书笔记,但由于涉猎广泛,因此在每个领域都难以达到精通的程度……实际上,那段时光正是大哥最为痛苦的时期,而我却浑然不觉,他亦未曾向我透露半分。
学期即将落幕,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大哥,返回南昌,开始为期一个暑假的休憩。然而,随着开学的临近,政治氛围突然变得紧张起来。全省范围内开始传达中共中央于8月17日发布的《关于向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传达高饶问题的指示》。即便父亲是民主党派成员,身为副省长的他,也必须参与这一信息的传达。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,在我们家中掀起了轩然大波,连续数日,忧愁与阴霾笼罩着我们的家宅。大哥的不幸对父亲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,因为大哥不仅是父亲最钟爱的儿子,更是他精神上的支柱。
尽管如此,父亲依旧勉力提振精神,竭力隐藏自身的痛楚,他向我们倾诉道:国家大事重于个人私情,理应秉持大义,勇于割舍亲情,坚定信仰,毫不动摇地与党同心,永远紧随共产党的步伐。纵然如此,他内心所受的伤痛却难以抚平。
自1955年大哥被指控为“饶、潘、杨反革命集团”成员而入狱,父亲便陷入持续的忧伤之中,常常连续数日以病为由卧床不起,直至三年后不幸离世。在这三年间,家中无人敢提及大哥的名字,生怕触及我们心中那共同的伤痛。大哥的养母常惠娥在文革的阴影中凄然离世,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,她也未曾得知养子的遭遇。或许她心中已有预感,但生前从未主动询问。
1954年的暑假缓缓落幕,我重返校园,却察觉到周遭的目光对我生出了微妙的变化。往日的挚友,亦在无意间对我避而远之,孤独与寂寞如影随形,终在男友的怀抱中失声痛哭,泪水交织着无尽的感伤。
尽管现实未曾因我的苦痛而有所改观,反而波及到了我的伴侣,我现在的爱人谷思义的政治生涯。谷思义,陕北人氏,其叔叔与兄长早年便投身革命(分别担任过云南省军区副政委与河北省军区副政委的要职),而我与谷思义均曾在装甲兵司令部共事。
1954年,饶漱石遭遇变故,谷思义亦随之遭受冷遇与不公。自1955年起,经过单位一年多的审查,尽管并未发现谷思义有任何问题,但他的军衔却迟迟未能得到授予。
1958年5月,这位年轻有为的他转业至“南大荒”——东北盘锦农场,投身劳动。同年秋季,为了维护夫妻关系,他随我一同调往江西,于南昌的江西师范学院附中担任教职。凭借自身的勤奋、努力与专业素养,他从初一课程起步,一路教授至高三,之后更是晋升至大学讲台。
文革结束后,我担任了江西师范大学外语系的系主任一职。在退休前后,我长期担任江西省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究会理事长及名誉理事长。自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,我被分配至东北抚顺工作。一年之后,为了更好地照顾年迈且多病的父亲,我选择调任江西。在此之后,我先后在省石油局以及石油化工局供职。
自父亲离世之后,我命运多舛,被下派至工厂,在基层担任统计员一职。历经文革的风雨,我与丈夫一同被遣往江西偏僻的山村。直至1973年,我才得以重返工厂,转而担任食堂的会计工作,直至光荣退休。
我的二哥,饶章泉,于1958年自志愿军退役后,返回江西中学投身于教育工作。在文革期间,由于大哥的牵连,他曾遭受隔离审查长达一个多月。
我的姐姐饶漱芬凭借优异的教职成绩,成功跻身浙江大学电机系。毕业后,她服务于上海杨树浦发电厂,担任技术员一职。然而,在文革期间,由于与大哥的特殊关系,她屡遭批斗与殴打之苦。最终,在巨大的压力下,她不幸选择了以生命作为终结,而她的骨灰也下落不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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